《淮南子》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始于19世紀80年代，至今已有近140年的歷史,。在此期間,，西方學者將《淮南子》的翻譯與研究相結(jié)合，圍繞文本,，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,、社會歷史進行了一系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。西方學者開展的《淮南子》譯介活動既是《淮南子》研究領域的重要構(gòu)成,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富于人文學術意義的光輝一頁,。
1881年，在華從事報業(yè)工作的英國宗教學者福斐禮在《中國評論》上發(fā)表了《淮南子》第一篇《原道訓》的英譯文,，揭開了《淮南子》在英語世界傳播的序幕。福斐禮將“道”理解為“自然法則”,，突出“道”的神秘性,。盡管譯本中融入了部分基督教話語，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,，福斐禮對《原道訓》及其他道教道家文本的翻譯和研究,，對中西方文化探索性對話具有積極意義。
1933年,，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莫安仁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礎上,，選擇《淮南子》中的八篇進行翻譯，出版了《淮南子》的首部英文單行本,。他將“道”創(chuàng)造性地翻譯為“宇宙精神”,，在譯文中加入大量自己的解讀，并利用西方宗教,、西方哲學,，甚至西方文學中的內(nèi)容對《淮南子》的思想內(nèi)涵進行闡釋。這種做法,，客觀上拉近了西方讀者與譯本之間的距離,。囿于當時西方漢學的整體研究水平有限，譯本中存在著大量對原文思想的誤讀,。但該譯本語言流暢,，易于接受，在出版后的幾十年間,，多次再版,，對西方學界相關領域的研究產(chǎn)生了長久影響。
20世紀下半葉,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海外漢學的研究中心,，美國學者逐漸成為《淮南子》在海外譯介的主力,。從已掌握的資料來看，這一時期共產(chǎn)生《淮南子》節(jié)譯本（或節(jié)譯文）9部,。其中,，1983年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安樂哲的譯本《主術：中國古代政治藝術之研究》是影響力較大的一部。安樂哲認為要想將中國哲學的原貌介紹給西方世界,，就必須在譯本中如實地反映出中西哲學在思想內(nèi)涵及表達方式上的差異,。他將“道”理解為“世界發(fā)生的過程”，從政治層面對《淮南子》進行解讀,，強調(diào)“道”的實用性,。安樂哲摒棄早期譯者按照母體文化方式來建構(gòu)他者文化的策略，在翻譯中盡量排除母體文化的影響,，以圖還原一種客觀真實的東方哲學,。安樂哲的譯本代表了這一時期西方學者研究視角的轉(zhuǎn)變。
2010年,，《淮南子》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取得突破性進展,。由美國漢學家馬絳等四人耗時15年合作完成的首部《淮南子》英文全譯本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四位譯者分別具有歷史學,、哲學,、宗教學等不同的學術背景，在合作研究中,，學術視野更加開闊,，可利用的學術資源也更加豐富。與之前的節(jié)譯本相比,，全譯本的跨學科屬性更強,，充分展現(xiàn)了《淮南子》文本的豐富性和復雜性，也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方社會后現(xiàn)代主義思潮及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,。
從福斐禮翻譯《原道訓》到馬降等人的全譯本出版,，縱觀整個歷程，西方學者在翻譯活動中圍繞《淮南子》原典而開展的對于中國古代尤其是漢代早期社會,、文化,、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廣泛、深入和系統(tǒng),。從最初的“以西釋中”,，到“中西比較”，再到以原典為中心,，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,，《淮南子》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活動，體現(xiàn)出西方知識界對待中華文化態(tài)度的轉(zhuǎn)變,。無論西方學者最初的動機為何,，他們的譯介活動在客觀上起到了在國際社會中傳播《淮南子》,，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,，就在美國漢學界出版《淮南子》全譯本的同年,，國家重大出版工程《大中華文庫》推出了由我國譯者翟江月、牟愛鵬合譯的《淮南子》全譯本,，這標志著我國主動向外譯介《淮南子》的開始,，也預示在《淮南子》翻譯和研究領域，中西方對話交流新時代的到來,。(程躍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