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,，鏡子不僅是一種日常用品，更是權力和地位的代名詞,，甚至被用于文字中教育世人，留下諸如“人以銅為鏡,，可以正衣冠,；以古為鏡，可以見興替,；以人為鏡,，可以知得失”的警世名言。今天,，我們的主角就是一面比較罕見的戰(zhàn)國晚期楚國山字紋銅鏡——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。
據市博物館副館長吳琳介紹，該館館藏銅鏡陳列館分為戰(zhàn)國,、漢魏,、唐宋、明清四個單元,，一共展出銅鏡110多面,，其中，就有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。
在陳列館中,，我們看到了這面直徑15.7厘米、邊厚 0.5厘米,、重230克的圓形銅鏡——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，該鏡于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謝家集區(qū)紅衛(wèi)輪窯廠。
細細觀察,，該鏡整體古銅色,，外圓內方，三弦鈕,，以雙層方形寬帶為鈕座,，鏡背通體以精美細密的羽狀紋為地，還有四個類似文字“山”的山紋向左傾斜著四方排列,，山紋間隔以四只造型生動,、身飾鱗狀紋的鹿形瑞獸，鹿似為回首狀,，小短尾,，三足落地,，右前腿抬起彎曲。該鏡制作十分規(guī)整,、模范精細,。
據介紹，戰(zhàn)國是銅鏡發(fā)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,，各國中以楚國的鑄鏡工藝成就最高,其中以山字鏡最為經典,。山字鏡中，在南方常見有三山,、四山,、五山、六山紋銅鏡,，尤以四山紋銅鏡為多,。而國內已知帶鹿紋的四山鏡就比較稀有，僅見上海博物館有一面,，兩面鏡子裝飾手法十分相近,，唯鈕座略有區(qū)別，一圓一方,。上海藏鏡上的四鹿與淮南藏鏡的形態(tài)相同,，但制模時是將鹿形及周邊做成不規(guī)則的四方形，后在羽狀地紋上摳出同樣形狀,，鑲嵌其中,，從而造成羽狀地斷裂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,，廓內成為素地,；而淮南鏡的四鹿是以鹿身為廓，嵌入羽狀地紋中,，使羽狀地紋相互連接而絲毫不斷,。據專家分析，也有可能是四鹿與羽狀地紋一次制模,，使鏡面紋飾非常完美和諧,。從其制范工藝上看，淮南這面銅鏡技藝更顯精湛,、純熟一些,。這種山字紋間以獸紋的銅鏡發(fā)現極少，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鏡藏于法國巴黎,，鹿紋也是回首翹尾,，鹿形的裝飾手法與國內這兩面非常相近。
早在楚國遷都壽春之前，淮南地區(qū)已經使用和流行楚鏡,，公元前241年,，楚遷都壽春。作為楚國最后的郢都,，淮南市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顯著時代和地域特色的銅鏡,，顯現出了楚國晚期最后的輝煌。
淮南楚鏡有別于長沙楚鏡,，尤其是鏡體明顯增厚,，鏡緣變寬大，已無傳統(tǒng)楚鏡輕薄,、小巧之感,，是一種嶄新的面貌，這說明淮南地區(qū)可能就是楚國晚期銅鏡的鑄造中心,。
據相關專家研究,，這一推測是有事實依據的,，從淮南地區(qū)及六安,、蚌埠、合肥,、阜陽及周邊地區(qū)發(fā)現的大量戰(zhàn)國楚鏡看,，除湖北荊州、湖南長沙等地外,，本地出土的楚鏡數量要遠遠高于其他地區(qū),。所以在戰(zhàn)國晚期時，作為楚國都城京畿地區(qū)的淮南很有可能是當時的鑄鏡中心,。
銅鏡是古代照面飾容的日常生活用具,，從新石器時代出現到近代被玻璃所取代，是我國古代使用最普遍,、延續(xù)時間最長的一種銅器,。銅鏡既是實用器具，又是精美的藝術品,。在商代,，是作為用來祭祀的禮器出現的；春秋戰(zhàn)國至秦,，一般都是王和貴族才能享用,；到西漢末期，銅鏡就慢慢地走向民間,。
古代鑄鏡采用“范鑄法”,，即先制鏡模，再制泥范,。一般銅鏡脫模后要制一片面范,、一片背范,，兩片對合，在一側留澆口,。
銅鏡的原料是銅,、錫、鉛合金,，將這些材料加熱,，用火熔化形成合金材料，待爐溫升至一定高度時,，從頂部的澆口處一次性將液體注滿鏡范腔體,。高錫青銅既硬且脆，為改善銅鏡的使用性能,，戰(zhàn)國,、漢唐時，工匠經常將銅鏡再進行一些淬火和回火處理,。銅鏡毛坯在進行磨削加工后,，用磨鏡藥（汞劑）研磨拋光，使鏡面白亮,，達到最佳的照面效果,。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中記：“明鏡之始下型,，朦然而未見形容,，及其蘸以玄錫，摩以白旃,，須眉微亮可得而察,。”由此可知,，戰(zhàn)國到西漢的人們,，是用白氈蘸著“玄錫”來磨鏡開光的。
銅鏡制作精良,，形態(tài)美觀,，圖紋華麗，銘文豐富,，是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文化遺產中的瑰寶,。它正面光可照人，背面多裝飾,，其紋飾和銘文,，用以表達各種寓意。這些風格迥異、內容不同的紋飾和銘文,，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面貌和社會風尚,，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（記者 李嚴 蘇國義 實習生 陳慧玲 攝影報道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