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,,鏡子不僅是一種日常用品,更是權力和地位的代名詞,,甚至被用于文字中教育世人,留下諸如“人以銅為鏡,,可以正衣冠,;以古為鏡,可以見興替,;以人為鏡,,可以知得失”的警世名言。今天,,我們的主角就是一面比較罕見的戰(zhàn)國晚期楚國山字紋銅鏡——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。
據市博物館副館長吳琳介紹,該館館藏銅鏡陳列館分為戰(zhàn)國,、漢魏,、唐宋、明清四個單元,,一共展出銅鏡110多面,,其中,就有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。
在陳列館中,,我們看到了這面直徑15.7厘米、邊厚 0.5厘米,、重230克的圓形銅鏡——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,,該鏡于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謝家集區(qū)紅衛(wèi)輪窯廠。
細細觀察,,該鏡整體古銅色,,外圓內方,三弦鈕,,以雙層方形寬帶為鈕座,,鏡背通體以精美細密的羽狀紋為地,還有四個類似文字“山”的山紋向左傾斜著四方排列,,山紋間隔以四只造型生動,、身飾鱗狀紋的鹿形瑞獸,鹿似為回首狀,,小短尾,,三足落地,,右前腿抬起彎曲。該鏡制作十分規(guī)整,、模范精細,。
據介紹,戰(zhàn)國是銅鏡發(fā)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,,各國中以楚國的鑄鏡工藝成就最高,其中以山字鏡最為經典,。山字鏡中,在南方常見有三山,、四山,、五山、六山紋銅鏡,,尤以四山紋銅鏡為多,。而國內已知帶鹿紋的四山鏡就比較稀有,僅見上海博物館有一面,,兩面鏡子裝飾手法十分相近,,唯鈕座略有區(qū)別,一圓一方,。上海藏鏡上的四鹿與淮南藏鏡的形態(tài)相同,,但制模時是將鹿形及周邊做成不規(guī)則的四方形,后在羽狀地紋上摳出同樣形狀,,鑲嵌其中,,從而造成羽狀地斷裂,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,,廓內成為素地,;而淮南鏡的四鹿是以鹿身為廓,嵌入羽狀地紋中,,使羽狀地紋相互連接而絲毫不斷,。據專家分析,也有可能是四鹿與羽狀地紋一次制模,,使鏡面紋飾非常完美和諧,。從其制范工藝上看,淮南這面銅鏡技藝更顯精湛,、純熟一些,。這種山字紋間以獸紋的銅鏡發(fā)現極少,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鏡藏于法國巴黎,,鹿紋也是回首翹尾,,鹿形的裝飾手法與國內這兩面非常相近。
早在楚國遷都壽春之前,淮南地區(qū)已經使用和流行楚鏡,,公元前241年,,楚遷都壽春。作為楚國最后的郢都,,淮南市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顯著時代和地域特色的銅鏡,,顯現出了楚國晚期最后的輝煌。
淮南楚鏡有別于長沙楚鏡,,尤其是鏡體明顯增厚,,鏡緣變寬大,已無傳統(tǒng)楚鏡輕薄,、小巧之感,,是一種嶄新的面貌,這說明淮南地區(qū)可能就是楚國晚期銅鏡的鑄造中心,。
據相關專家研究,,這一推測是有事實依據的,,從淮南地區(qū)及六安,、蚌埠、合肥,、阜陽及周邊地區(qū)發(fā)現的大量戰(zhàn)國楚鏡看,,除湖北荊州、湖南長沙等地外,,本地出土的楚鏡數量要遠遠高于其他地區(qū),。所以在戰(zhàn)國晚期時,作為楚國都城京畿地區(qū)的淮南很有可能是當時的鑄鏡中心,。
銅鏡是古代照面飾容的日常生活用具,,從新石器時代出現到近代被玻璃所取代,是我國古代使用最普遍,、延續(xù)時間最長的一種銅器,。銅鏡既是實用器具,又是精美的藝術品,。在商代,,是作為用來祭祀的禮器出現的;春秋戰(zhàn)國至秦,,一般都是王和貴族才能享用,;到西漢末期,銅鏡就慢慢地走向民間,。
古代鑄鏡采用“范鑄法”,,即先制鏡模,再制泥范,。一般銅鏡脫模后要制一片面范,、一片背范,,兩片對合,在一側留澆口,。
銅鏡的原料是銅,、錫、鉛合金,,將這些材料加熱,,用火熔化形成合金材料,待爐溫升至一定高度時,,從頂部的澆口處一次性將液體注滿鏡范腔體,。高錫青銅既硬且脆,為改善銅鏡的使用性能,,戰(zhàn)國,、漢唐時,工匠經常將銅鏡再進行一些淬火和回火處理,。銅鏡毛坯在進行磨削加工后,,用磨鏡藥(汞劑)研磨拋光,使鏡面白亮,,達到最佳的照面效果,。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中記:“明鏡之始下型,,朦然而未見形容,,及其蘸以玄錫,摩以白旃,,須眉微亮可得而察,。”由此可知,,戰(zhàn)國到西漢的人們,,是用白氈蘸著“玄錫”來磨鏡開光的。
銅鏡制作精良,,形態(tài)美觀,,圖紋華麗,銘文豐富,,是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文化遺產中的瑰寶,。它正面光可照人,背面多裝飾,,其紋飾和銘文,,用以表達各種寓意。這些風格迥異、內容不同的紋飾和銘文,,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面貌和社會風尚,,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(記者 李嚴 蘇國義 實習生 陳慧玲 攝影報道)